谁不曾青春流淌

谁不曾青春流淌第12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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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而原先则是沙漠里刨土。

    这样想着,甲板上的油脂越来越多,脚下已经变得粘粘连连了。正觉得诧异,心想哪儿来的油脂?胡裕海来监工了,他离着我们还有一丈远,就炸雷一般惊叫起来: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锚机观油孔,!哪个捅破了呢?”

    他一咋唬,我们全都站了起来。走到锚机的前方去看,果然,锚机齿轮箱上方,一个直径七八厘米的观油孔,玻璃被捣碎了。粘稠的略显紫色的润滑油,正汩汩的从孔里慢慢溢出来。甲板上已经淌了很大一片了。

    “是谁干的?”胡裕海声色俱厉地责问。

    我们谁也没有回答。从各人的位置来说,胡裕海看到的应该是小不点离观油孔最近。可是,小不点一脸茫然,说:

    “谁知道怎么回事?”

    胡裕海像逮住了现行反革命一样,大声喝道:“不要干了!不要干了!都给我回去,开会!马上开会!”

    锚机观油孔玻璃是有机玻璃,很厚,镶嵌在铸铁的机器里面,除非用我们手中的铲刀直接捣向它,否则是不会轻易打碎的。就算铲刀无意碰到它,也打不破。分析下来,这件事属于有意破坏无疑。

    我们被集中在二楼吸烟室里,在船上没有回家的干部都被胡裕海叫来了。政委左拐子阴沉着一张多肉的脸,坐在长条桌顶头电视机下方,虎视眈眈一言不。胡裕海声嘶力竭地嚷叫一通,因为中气不足,末尾竟“气不成声”了。干部们目光都很严厉,气氛非常紧张。

    二副郑琰,鹰钩鼻子鼻翼翕张,嘴巴三角区拉出很深的皱纹,眯缝的小眼睛里闪射出狐疑的光芒。他把我们三个一一扫视了一遍,慢吞吞地说:

    “如果夜晚起锚,没看见油都淌掉了,就会造成价值几十万元的锚机烧坏。虽然现在损失不大,但是这件事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吸烟室里缭绕着浓重的烟雾,好比战场上硝烟弥漫。分析完了,左拐子要求我们三个当事人检举揭或者自我承认。这时,空气紧张达到顶点。

    第二十五章(2、冤案)

    我猜想:毛红光也许是在一种非常恼火的心境下,想要试试它究竟有多结实吧?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下手会那么重,一下就把它捅破了。而这又是因为心情压抑的结果。不过我并没有真正看清是毛红光捣的那一下,如果说是小不点干的,那也有很强的动机。

    小不点在人们的目光质询下,承受不住压力,第一个开口说话了。他说:“你们不要看我,不是我干的。真的,我向保证!”

    这句“向保证”口头语,即使在八十年代初也有点过时了,用到这里有点幽默的意思,被视为想调戏气氛,逃避惩罚。所以,除了我咧嘴一笑,谁也没有改变表情。小不点在水手长胡裕海的印象中最滑头,又有不准请假的怀恨情结,是最值得怀疑对象。接下来,他们对小不点动了一轮猛烈询问和心理攻势。

    小不点几乎要哭起来,最后拖着长音哀求地说:“你们哪个干的,自己说出来。不要害人好不好?”

    他这话是直接说给我和毛红光的了,我们马上紧张起来。

    我至今相信:如果不是小不点第一个开口,也许毛红光就会主动承认。小不点吸引了众人火力,又被施加了那样多威胁,使得毛红光逃避了最初压力,变得更不敢承认了。

    毛红光朝我投来故作镇静的一瞥,只有我能读懂那眼神里深深的恐惧绝望。我知道他因为牛丽萍事件,操反舵事件,已经背上沉重的包袱,如果再给他安上一个故意破坏的罪名,那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多年以后,我读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更加相信毛红光的行为只是压抑状态下一种变态释放。锚机肚子上镶嵌着这么一块凹下去的玻璃,看上去像是肚脐眼之类的东西。毛红光给它那么一下,完全不是算计好了要搞破坏,而是一种泄。

    小不点哀鸣般的求告博得了部分同情。起码,从小不点这里已没什么可问的了。接下来,我意外地成为审讯主攻对象。因为我是以一个旁观者心态参预其事,突然受到无端指责,逆反心理一下子爆出来,我用激烈的语气告诉他们:

    “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完了。其他的我没话可说。”

    我的表现非常稚嫩。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这件事要么是我干的,要么我知道是谁干的。二者必居其一。于是,我就成了这件事的突破口。相反,毛红光只是承受了最小压力,例行公事般地说;“不是我干的,也没看见是谁干的。”就被放过去了。

    因为我拒绝说出真相。这件事在本船级别下的调查就此搁浅。政委左拐子威胁说:“你们不肯说出来,我只有上报了。让水上公安分局介入此事。”

    对于左拐子的威胁,我和小不点的表现用水手们的话形容,就是――

    “鸟得很!”

    只有毛红光比较乖顺,像预备挨打的狗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使他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更小了。

    事情毕竟没有大到惊动公安局的程度。但是,到了应该开航的时间也没有开航。船队的林队长带了几个人乘着交通艇冒着大风登上了长江2o57号。

    交通艇摇晃得厉害,林队长一伙人从交通艇上跨过船裆上船的一刹那,我看见林队长的帽子差点儿吹落到江里,他要保帽子,又要去抓船上的护栏,一个趔趄,差点掉到江里,幸亏站在船舷旁的曹志高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否则掉到江里,纵然淹不死,也会被风浪颠簸的两条船挤伤。

    林队长被曹志高扶着,在长江2o57号上站稳了。他没有跟迎上来的左政委握手,抬起的手掌落在曹志高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拍得曹志高嘴一咧,不知道是痛还是笑。

    林队长是为“专案调查”这次事故来的。他们采取个别谈话方式甄别肇事者。我被叫到左政委房间,进行单独谈话。

    走进临时充当的审讯室,虽然有心理准备,这里的气氛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林队长我见过次数不多,此人三十多岁,面孔白净,一双眼睛蓄满威严。左右坐着哼哈二将,大概是保卫科的吧。其中准备做笔录的那个,是河校比我高一届的校友,过去我们见面还打过招呼,也就是才摆脱船员身份调上去不久吧?

    三人在带拐角的沙上坐成一团。林队长坐在正中,右边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做笔录的校友坐在左边侧面。我没有理睬摆在他们正对面的那只显然是为我准备的折叠椅,拉过写字台旁一只蒙着布套的靠背椅,在他们斜对面坐下来。林队长双手抱拳支在茶几上,目光探究地盯视我,对我这个动作竟然没有反对。我因为坐得比较舒适,忐忑不安的感觉竟然奇妙地消失了。

    “知道我们为什么最后一个找你谈吗?”林队长的声音充满威胁。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们一上来就了解到最有可能做案的就是你。”

    “哼,岂有此理!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证据这么武断?”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感情强烈地嚷嚷道。

    “老实点,别张牙舞爪的。”林队长右边的那个人威严地提醒我。

    “什么张牙舞爪,我问你们要证据。说我干的,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我们希望你自己交代,自己说出来跟别人揭出来,性质完全两样。”林队长说。

    “我没干,没干就是没干。白的不能说成黑的。”我抱定一种抗拒态度,在靠背椅上重新坐得舒服点。

    沉默。彼此再度积蓄力量。几秒钟的沉默好像一个世纪似的。突然,林队长说出一句意外的话来:“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怎么,跟我拉家常吗?当然不!没等他下面的话问出口,我的脑海里已经迅浮现出一个鹰钩鼻子满脸j相的写。那是郑二副。有一天我在船舱里看那本《普通心理学》,郑二副推门进来,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亮了亮封面。他在我的床头又看见一本《犯罪心理学》,吸溜着鹰钩鼻子,拿起那本书来翻弄了两下,流露出阴阳怪气的神情。显然,他们把这些事当成怀疑理由汇报了调查组。

    林队长自以为敲山震虎说:

    “听说你在看一本书,《犯罪心理学》,有这事吧?”

    我之所以记得我在年轻时看过一些心理学著作,多半和这次谈话给我造成强烈印象有关。我坦率地承认:

    “正在看。”

    林队长一副抓住狐狸尾巴的神情,他也许非常得意自己这种迂回战术;

    “你为什么要看《犯罪心理学》呢?”

    “怎么?不能看吗?图书室借的,新华书店买的,高兴看就看。看《犯罪心理学》犯法吗?”

    我这时出奇的镇静。因为说到底,我心里非常塌实。我对林队长自以为是的嘴脸十分鄙视,我不相信他能从我嘴里挖出他所要的东西。

    林队长对我的顶撞十分恼火,恶狠狠地大声吼道:

    “你不要放肆!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我说:“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吧!”

    调查组里那个年纪稍长的人在一旁插话:

    “小伙子,你要配合,为你自己的前途想想。你这样顶撞,不管是不是你的事,对你今后有什么好处呢?”

    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在生活中一向是温顺的,胆小听话不爱惹事。如果要是顺着这条线往下捋,没准我就把事实真相说了。但是,林队长一味采取高压的态势,把我惹急了,我便激烈、傲然,难以驾驭,倔强得像一头山羊。山羊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因为它本来是一种温驯的动物,但是倘若起脾气,顶起角来,那是宁折不弯的。我对调查组的纠缠感到恼怒、气忿,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固执中夹杂着一丝轻蔑。

    调查组跟我蘑菇了半天,始终没有套出我的话,这使林队长坚定地认为这件事就是我做的。他开始采取强攻,以不容置疑的态度,说:

    “这件事就是你做的!已经有人揭是你做的。”

    讹诈!一股无名火陡地窜上脑门。如果说世间有什么最卑鄙的事,那就是对一个无辜的人实行讹诈。我激忿地嚷叫起来:

    “没有的事!你们不要诬陷好人。”

    “这么说,是冤枉你啦?”

    那个曾经是校友的小书记员察言观色地给主子帮腔。他那嘲讽的语调令我生气,我看也不看他一眼,对林队长说:

    “当然是冤枉。……”

    小书记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跟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小人物一样,他很自负,喜欢拿高大庄严的事物装点门面。以为那样一来便很容易将对手压服。他气势汹汹地说:

    “你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冤枉一个好人呢?”

    这小子,翻脸无情不说,竟装出一副凛然正气,形而上学地拿这等大帽子吓人。我要答不上来,就等于我在污蔑社会主义。喜欢拿大帽子吓人,也许这是当时人们的通病。可是从辩论技巧上说,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为我一下子抓到了一个攻击利器,我一时由着自己的意气,愤愤然伸手在茶几上拍了一板:

    “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冤案吗?堂堂国家主席还被冤屈致死!怎么没有冤案?”

    茶几上的三只杯子猛然一跳,茶水泼出一些。

    第二十五章(3、背黑锅)

    我这一炮把他打哑了。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家刚刚为主席平反昭雪,开了追悼大会,我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一下子把对手镇住了。他努力狡辩:

    “那是……文革……”

    我冷笑了。

    这时,林队长呼地一声站起来,白净的面皮像撒了花椒粉一样好看:

    “好啊!你!你竟敢拍桌子,我还没有拍桌子,你竟敢拍。你,你好大胆子!……”

    我这时也有点后怕,只是反复叨咕:

    “我没有干,那事不是我干的。”

    林队长大概终于意识到,栽定是我干的确实有些牵强。他也平息了一下火气,重新坐下来,转而用了温和的语气向我了解情况,要我说出究竟是谁干的?

    “你一定知道,”他很精明的指出。

    然而,我什么也不说:

    “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走出政委室时候,我是气昂昂的。

    这一场审讯,表面上看来我是大获全胜。他们被我拍了桌子,还不敢像他们恐吓的那样,把我带到岸上交给公安局,只能草草收兵。

    当我年轻时候,每回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很痛快。以为我保护了自己和朋友,取得了胜利。其实,富于生活阅历的人们不难看出来,我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牺牲者。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同我做了那件坏事一样严重,甚至比屈打成招,受点冤枉还要坏。

    几年后,我自以为已经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点儿成绩。那时候,曹志高已经上调公司团委,向团委书记推荐我去采写公司“十佳青年”人物通讯。我不辱使命,两个月写出十篇报告文学,频频表在企业报以及《南京团讯》、《南京日报》上;我还给公司工会写过一个根据我在《海员文艺》上表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活报剧,参加职工文艺汇演得了奖。这些成绩使至少三家单位产生过商调我的意愿,但是全被船队坚决地挡住了。我是在商调之事已经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才听到此类传闻的。一位给我透露这些消息的船干不了解我在锚机事件中跟领导拍桌子的旧闻,奇怪地问我:

    “你跟船队领导哪来那么深的过结啊?长航报,共青团市委,公司工会都想要你,可是都叫船队堵回去了。还说了你一大通坏话。”

    这就是我拍桌子的报偿了。那些上调的好事对于一名青年水手来说,无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许整个人生轨迹由此生改变,亦未可知。可是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本来与我无关的事件被黑掉了。

    我写完那些报告文学呀,活报剧呀,就像一块被用过的破抹布又给扔回到船上。

    重新评价这一场斗争,我在其中扮演的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不管过程如何,对我来说,结果都是失败。曹志高曾劝我:

    “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不要替人背黑锅。如果是你自己干的,承认要趁早。”

    我承认他说的是金玉良言。我没有照他说的做,后果我已经承担。但是如果我照他说的去做,出卖毛红光,我的良心上就有一块污点永远抹不掉。毛红光那恐惧而绝望的眼神会成为我睡眠中的一个噩梦。

    船,终于拔锚启航了,虽然还是没有查明真相。

    晚上,在二楼餐厅看电视,是朱逄博演唱会,她演唱了一叫做《小树》的台湾民谣。我沿着歌词展现的情景,仿佛看见一颗小树在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蓦然受到深深的感动,刹那间眼圈红了起来。

    毛红光坐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偶尔与我的目光相遇,马上低下头去,他在心理上防卫着,怕敢跟我谈论此事。因为有些事一旦挑开了就很难收口。我理解他的担心,事实上我们此后一次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小不点有一种替人受过的委屈,因为他始终是重点嫌疑对象。他觉得受了别人的牵累,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与我们说话。

    这件事拆散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友谊。

    第二十六章(1、东方红九号)

    第二十六章

    这条叙述的长河终于流经“东九”这个地方。我微微地有些兴奋。因为在“东九”,我品尝过太多的酸甜苦辣,记忆储藏在这个点上生爆炸。

    “东九”是一条报废的船,它原是叫做“东方红九号”的客轮,因为老旧,退出营运,被拖到南京栖霞山江边,简单地改造一下,成了为船员服务的工作站,或者叫“基地”。因为它丧失了原有气派和功能,似乎也就担当不起“东方红九号”这样的称呼,它在船员们嘴里缩减为两个字――“东九”。

    “东九”工作船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设在二楼中部走廊拐角上的传达室,一个是设在三楼船艏部的图书阅览室。

    传达室开着一个像医院药房那样的小木窗,到了上午九点以后,小木窗里的抽板就抽掉了,可以看见一个面貌如在地窖里长出的花儿一般的姑娘,苍白而秀丽的样子。在她的背后有一片鸽子笼似的木架,每一个木格子标有一条船的船名,从里面飞出船员们的家信。

    图书阅览室是一个前部为椭圆形的大厅,后部的矩形部分被一排玻璃图书柜隔开。在整个呈半圆形的读者活动区里,放着几张桌子和条凳。椭圆形大厅的墙是弧形的,上半部是明亮的窗子,下半部在墙上固定有皮革坐位和靠垫。地面上铺着暗红陈旧的木地板。我时常靠在略有一点弧度的墙壁上,就着从船艏投射进来的夕照,读书读到浑然陶醉。蓦然会听到一声小鸟似的叫唤:

    “喂,百~万\小!说的,我们要下班了!”

    我抬起头来,看见由玻璃书橱隔开的柜台里站着一位司书女使,她的眼睛明亮地注视着我,好像看一个借人东西不还的贼一样。这个比喻是蹩脚的,因为她的书已经借给我了,在规定的半个月内是属于我的。她这样说,只是要赶我出去。

    我抬起腕表看了一下,知道是到了她们乘交通车回城里去的时候,我也要乘稍晚十五分钟的交通艇回到锚泊在江心的长江2o57号。我合上书,夸张地伸个懒腰,以拖延的态度抵御遭到驱逐的敏感。

    东九工作船顶层,原来的驾驶台现在成了调度室;四楼乘客舱改造为船队各个部门办公室;三楼乘客舱改造为船员医疗室和劳保用品放室;二楼乘客舱改造为赶船船员们的临时招待所。底层是船上所需物料仓库。

    这条船从早晨九点钟到下午四点钟是它的繁华鼎盛时段。四点钟一过,从城里来的工作人员就上岸到那条土路上去等交通车。他们一走,这条船就成了一座空城,显露出它被抛弃后的寂静和老旧了的荒凉。

    交通车带来赶船的船员。他们和上东九来取信、借书、办杂事的船员一道,由交通艇送回到锚地抛锚的船上去。万一船不在锚地,赶船的水手就只能孤独凄凉地住在“东九”招待所,苦苦等待了。

    记忆回放――

    那次带玉茭来南京,在新街口分手后,独自来到鼓楼等侯交通车。正淋着雨苦苦吟咏“黯然者,唯别而已焉,”这时有人跟我说话:

    “喂,是去‘东九’的吧?”

    我抬头看去,是一个挺活络的小伙子,原来在这雨夜侯车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个。

    “是啊!你也是去‘东九’?”我有一个伴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鬼天气,要下就痛快点下,像这样滴滴嗒嗒不死不活,真烦人。”小伙子说。

    “是呀!”我心思沉郁,说不出多少话来。

    “又不敢躲雨,交通车看不到人一驶就过去了。”

    “是啊,有一回我在这里等车,坐在那边的消防栓上百~万\小!说,忘了站起来,车子一下就开过去了。”

    “你也是外港的吧?”小伙子听我不是南京腔,同病相怜地说:“漏了最后一班交通车,咱们今夜就惨了。”

    “可不是嘛!”

    我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同事聊了一会儿,勉强驱散了心里郁结的情愫。不一会儿,交通车果然来了,是一辆破旧不堪的“东风”。我们忙钻上车去。

    来到东九,下车时现风大了。风夹着雨点打在人脸上生疼。我竖起棉制服的毛翻领,勾着头弯着腰,迅跑上“东九”外档停靠的交通艇。那个小伙子也跑进来,舒了口气,看看手表。其实不用看,交通车一到,就是交通艇开航时间了。我心想:用不了几分钟,交通艇就会把我们送到船上去。当船在港口时,蒸饭柜里总会多余一两只热乎乎的饭盒。那些饭盒盖都翻过来,上面有餐务员留好的菜。那时,吃了饭再洗一个热水澡……

    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又冷又饿,我们等的有点不耐烦。问交通艇上的船员什么时候开船,得到的回答却是:

    “没看见吗?风这么大,开不了啦。”

    犹如兜头挨了一闷棍,我几乎懵了过去。听见同来的那个小伙子在跟对方交涉:“这才好大的风,就不能开啦?”

    对方回答:“我们交通艇只能抗八级风浪,比不了你们油轮的。出了事也是对你们不负责嘛!”

    我们心犹不死,赖在交通艇上等着,看风是否能小一点儿。从七点等到八点,八点等到九点。饥寒交迫中,风却不见转小,反而越来越大了。终于,我们自己也判断出交通艇今晚是不能开了。百无聊奈地,我们走出了交通艇,到“东九”上去租用棉被。

    “东九”上的棉被,像大山顶上的石页岩一般硬,又像大山底下的石页岩一般潮。黑洞洞的船舱里只有一盏15瓦的白炽灯,昏暗得像鬼火一样。

    在“东九”上值班放棉被的是两个南京妞儿,虽然说不上好看,总归有一丝丝人气,可是她们把棉被从小窗口里递出来,“砉哒”一下,就把木质的小窗关死了,再也不见打开。跟我同来的小伙子问她们有没有热水,打算泡一碗方便面,从冷冰冰的木板窗里传来的回答是简单的两个字:“没有。”好像一旦打开木窗就会遭遇不测一般。

    我很饿,却什么也不想吃,就那么和衣裹着棉被歪倒在舱内的小床上。我的情绪极其低落:早知如此,我还不如把玉茭送到火车站,然后在城里找一个小旅店住一夜。

    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可是这会儿我忽然相信这是报应。是因为我让玉茭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回去,激怒了老天爷,他才这么大的脾气,让风阻断我的归程。玉茭这时应该到家了吧?一路上她的内心是否也刮着八级情感风暴呢?这场风来得蹊跷,莫不是天人感应吧?

    那个小伙子在另一个铺上唉声叹气,翻来倒去抱怨这个鬼地方连个软乎点心也没处买。他啃着干巴巴的方便面,问我要不要吃一点?我粗暴地拒绝他:“不吃!”

    我倒在铺上,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脸上冰凉一片。伸出手去一摸,摸到了满手冰凉的泪水。

    这是东九给我留下的“酸”的回忆。

    第二十六章(2、甜)

    如果从酸甜苦辣四个方面谈谈东九。除了上面谈到的酸,东九的记忆也有一些卑微而琐屑的快乐,勉强可以称作“甜”吧。

    有一次船员们到东九医疗室检查身体。那是在锚机事件之前,小不点还很顽皮。这家伙脸皮厚,故意出洋相,撩起医疗室的蓝布门帘,看见一个戴白色护士帽的俏丽姑娘,脸皮薄而透红,小不点大声嚷嚷:

    “医生,医生,我要汽球。”

    “哄”的一声,我们都笑起来。汽球在水手们中间是一个隐语,代指避孕套。

    护士帽样式很俏皮,更难得小护士人也俏皮,她大概不明白汽球的隐义,扑闪着长长的睫毛,说:

    “汽球嘛,应该找你妈妈去要啊!”

    这句平常的话,一下子把大家的笑声全镇了。因为涉及“汽球”的隐义,这句话就太厉害了。骂人而又不露声色!

    我们哥儿几个回过头来,想看小不点的窘态。

    小不点看出小护士并不懂得汽球的隐义,索性转移话题说:“汽球嘛,我最喜欢五颜六色的了。”

    小护士嘴不饶人:“还五颜六色呢,怪不得你长得比别人都矮。”

    我们几个可把小不点笑惨了。因为小护士的话把他当成了孩子。

    小不点平素的锋头全叫小护士抢光了。

    例行的检查,当然不是很认真。可是,小护士坐在桌前的神态很庄重。当医师给我们听诊时,她拿起一份体检表,要在表格上做记录,还要在“皮肤”、“神经”栏里各划一条斜线,表示没有问题。一边划,一边问:“皮肤没有什么毛病吧?神经呢?”

    一般人都老实答道:“没有。”就过去了。轮到小不点,这家伙又要出怪。他说:“皮肤没得什么,就是神经好像有点毛病。”

    姑娘的手一抖,划在神经那一栏的斜杠变作一个蝌蚪,她侧过脸来打量着小不点,眉毛拧成一个问号。

    小不点吸引注意力的目的达到了,他得意地表演:

    “明知道抽烟不利于健康就是要抽烟,明知道麻酱不能玩还是要玩。明知道开玩笑要注意场合,就是不改。你看这神经……”

    姑娘终于被他逗笑了:

    “你才这么大,没想到五毒俱全啊。”

    我在一旁插嘴说:“他的烟龄比学龄还长呢。”

    小不点嘴角向下一拉,似乎对我分享他的胜利果实很不满。

    第二十六章(3、苦)

    在东九,我曾参加过挖舱作业。在黑暗的舱底,手持铲刀,像犁田一样铲刮舱底板上的油泥。这是一项非常吃力的活计,干不了多久就浑身流汗。开始还戴着防毒口罩,慢慢感觉迟钝了,又喘得厉害,就顾不上有毒无毒,把口罩摘掉了。这样子干上半个小时左右,上来换换气,然后再下去。

    上了舱面,才感觉是十一月的深秋季节,一阵寒风立即把背上的汗收干了。因为舱里用蒸汽蒸过,温度较高,我们都穿得非常单薄,在舱面上感觉冷,浑身油渍麻花的,又没法添衣服。只得深深地喘几口气,又下到舱里去劳动。不一会儿,背上又汗津津地湿透了。

    挖舱的活计一连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最明显的不适感觉是干了重活,吃饭却没有胃口。汪汪挖舱后,累得害了眼病,眼睛肿得像烂桃子。我天天晚上帮他用白纱布蘸淡淡的盐水敷眼,中午休息时陪他到东九的船员医疗室去看医生、拿药。

    就是害着眼病,汪汪也坚持下舱挖舱。只是在双眼红肿得睁不开的时候,政委左拐子才假惺惺地装出关心群众模样,让他留在舱面上提桶。说左拐子假惺惺,是因为这时候他去帮厨了。从来没见过他帮厨,这时候却穿上一件白大褂子,在甲板上飘过来飘过去,说是要为我们搞好后勤。其实是以此做幌子,逃避下舱劳动。因为连船长池老板都下了几回舱嘛,他政委为什么不能下舱呢?

    东九给我留下苦的回忆还不是挖舱作业这回事,而是跟这场作业有关,我生平第一次参与赌博的浑事!

    挖舱作业一结束,就下来九块钱营养补助,让我们好好歇一歇,买点补品。那天吃过午饭,我决定上栖霞山,去看那座从船上遥望过无数次的山顶上的黄|色亭子――碧云亭。

    午后的栖霞山风清日暖,我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爬上山来。翻一道山梁,下一个浅谷,蓦然来到一条挺宽的山路前,循着山路上去,前面就是那座多少回从江上瞩目的黄|色亭子了。

    在亭子里,遇上一群大学生,有男有女,约莫二十来人,带着照相机在“咔嚓、咔嚓”地照相。我的心里悄然泛起一缕淡淡的惆怅,他们和我年纪仿佛,却绝不知道世间还有一种叫做“挖舱”的劳动吧?但我没让思绪停留在自怜的意识里,我用自食其力的骄傲营造起心理防卫:你们和我一般大,却动辄还要问妈妈要钱吧?这样想着,心里就释然了。

    我从碧云亭探望山下盆地里的栖霞寺,打算到寺庙里观光,再到栖霞镇的街市上买点什么。也许,也像那些大学生一样照个相吧!再过几天就满二十岁生日啦!还要,买一点酒。想到酒,我有一种放纵一下自己的冲动。毕竟,这些天劳作太辛苦!

    我漫不经心地思忖着,沿着曲折的山路往下走。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地,一座小小的水泵房坐落在山腰上。我拂开蹭脸的松树枝叶,走过去看见水泵房的墙角下蹲伏着三、四个人。

    他们围着摆在地上的一张画报,画报的中央扣着三张牌,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把钱。赌博!刹那间我就明白了。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见过赌博场面,好奇心使我停下来,想看个究竟。

    围成一堆的一共有四个人。摆牌的庄家是一个矮小的长得僵怪的小鬼,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可以肯定绝对没有我大。旁边两个小伙子在跟他赌,不住地出钱下注。一个四十岁左右镶着金牙的女人站着看,不掏钱。我看见那个小鬼把三张牌不住地掉来掉去,钞票在三个人之间飞来飞去,看得人眼花缭乱的。

    “这是怎么玩呢?”我站了一会,脱口问道。心里并没有要玩的意思,只是想把它弄懂。

    “呶,简单的很。”做庄的小鬼熟稔老练地亮开三张牌:“两张红方5,一张黑桃j,抓住黑桃j就赢钱,押5就输钱。下多少赢多少。”他有意把黑桃j让人看清楚了,然后翻过去,放在了左手边。一个小伙子立即用手摁住那张黑桃j,说:“这张,这张。”

    做庄的小鬼显得慌张地说:“下钱,下钱。”

    那个小伙子下了二元钱,另一个小伙子却在中间的一张牌上下了五元钱。底牌亮开,下二元钱的小伙子果然赢了。

    “嗬,好简单!”站着看的镶金牙女人嚷道。

    我想起从书上看到过的赌博秘诀:庄家总是吃大赔小,觉得这里面有空子可钻。但是,我还是拿定主意不参与赌博。

    “哎,大哥,君子只看不动口,有钱你下……”那个小鬼忽然抬头向我说道。我诧异:我并没有说话呀!镶金牙的女人不停地叨咕,问几角钱可不可以赌?小鬼回答最低一元。镶金牙的女人又问:把手表脱下来下注,可偿付的起?那小鬼满不在乎地说:

    “下多少赢多少。现付走路。赢了不要笑,输了不要跳。”

    我一时看得耳热心跳,渐渐地理智淡薄下去。我现每回我都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一张是黑桃j。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指点那个输钱的小伙子下注,果然赢了两次。那个小伙子慷慨地抽出二元钱塞给我,说:“我借给你,你也来!”

    我糊里糊涂地把钱攥在手里。潜意识里有一种模糊的想法:我帮你赢了钱,这二元就算是犒赏我的吧?这一念之差毁了我。我想反正不是我自己的钱,我就拿它下小注,等庄家吃大赔小,我赢了把本再还他!

    我下的一元小注,也被庄家赔给下五元的人去了。两次,我就输掉了别人借我的二元钱。连一次侥幸保本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我想洗手不干的时候,借钱给我的小伙子嚷着说输净了,说着翻出所有的口袋来给我看,要我把借他的二元钱还给他,好再赌一把。我无话可说,只得从前胸口袋里掏出刚的钱,抽出一张二元递给他。

    这时我本该看出里面的猫腻。可是,我的心在膨胀,头昏脑涨,不服输的劲头逼迫着我,让我孤注一掷。我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只想瞅准时机博它一记。所有的道德箴言全都置之度外了。

    “下!这回跑不了了。”我把五元钱拍在那张我看得真真切切翻过去的黑桃j,一巴掌定住。

    做庄的小鬼抬起头来,做出惊慌的嘴脸来说:

    “我们讲好。赢了不要笑,输了不要跳。你下好了?”

    这时旁边有人挤了我一下,借钱给我的小伙子帮我搡了那人一把,骂道:“你干嘛,你干嘛?”情势乱了一下,又正常了。

    牌一揭开,又是一个红方5!

    转眼之间,我就输掉了七元钱。我的口袋里拢共有九元钱,是我挖舱一个星期的保健津贴。我输红了眼,把最后二元钱又赌了一把,终于输得净干!

    这个结果是你早就料到的,可当时的我却蒙在鼓里。看着他们走散了,我才恍然大悟般地猜想到:他们原来是一伙的!

    我觉得窝囊透了。想想自己一文不名,再到栖霞镇上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只得原路返回。爬上山来,在碧云亭畔的草坪上坐下来。我恨不能拣一块石头把那几个家伙砸死。念头一闪,我便后怕:难道我要为九元钱甘愿去犯杀人的重罪吗?九元钱,也许不算很多,但是挣得那样不容易,又输得这么窝囊,简直让人连跳崖的心思都有。

    这件事换一个时空或角色,也许就不算一件事。可是,搁在二十岁不到的我身上,却让我的心理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此后有一个短暂瞬间,我的道德良知几乎濒临崩溃的深渊。

    回到船上,我像撞了鬼一样精神恍惚。下午刚刚生的事此时宛如隔了一重世界,变得朦胧和难以想像。我怎么竟然会赌博呢?而且一下子就输掉了九元钱。这个念头久久地盘旋在脑海里,啃噬着我的心,浸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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